竱肇 24 min read · May 4, 2025

译者：

林春在《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Verso，2021）第七章（7、From internationalism to neoglobalism）中，通过对中国从国际主义向全球主义的过渡，探讨了全球主义中国的诞生及其问题。“对过去的背叛”是一个贯穿全章节的关键批判点。这种“背叛”主要体现在中国在追求“新全球主义”（neoglobalism）的过程中，与自身革命历史、社会主义理想和早期国际主义承诺之间的割裂与冲突。

林春批评了中国从“国际主义的中国”（Internationalist China）转变为“全球主义的中国”（Global China）的自我想象。她从经济、意识形态与国际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和区分。在经济方面，国际主义强调的是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工业化。而全球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的模式，其特点是依赖外资、剥削廉价劳动力并深度整合国际资本市场来进行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方面，国际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主义。而全球主义则表现为一种以资本主义为根基的混杂矛盾的意识形态，这种矛盾甚至到了被迫“通三统”（甘阳，2007）的程度。在国际关系方面，国际主义主张具有鲜明社会主义色彩的第三世界解放主义，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与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团结互助。而全球主义则更倾向于融入以美国和第一世界为绝对核心的不平等、不均衡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以（越来越右翼的）民族主义议程和民族资本扩张为优先目标，几乎是对过去的彻底背离。此外，林春也对当代中国的扶贫政策提出批评。她认为目前的扶贫模式过度依赖市场的增长，本质上更像是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林春在这本书里的探讨值得商榷之处不少，但这种转变的论述我深感认同，并且认为以“作为主义”的全球化定位中国是恰当的。Ivan Franceschini 和 Nicholas Loubere这篇文章的立论与林春其实有着相当的差异，两位作者并没有林春那样对过去曾已经发生过的“伟大中国革命”的强烈情感与高度关怀，但道理显然是共通的。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最大贸易伙伴国

原书： Global China as Method

作者： Ivan Franceschini 、 Nicholas Loubere

导言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吗？基于西方大量的政治、媒体和大众论述，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即使在融入全球化社会经济体系四十年、成为“世界工厂”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大多数关于中国的讨论仍然由一个核心假设所支撑和限定：认定这个国家代表着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 (Other)”，一个在相当程度上都依然独立于“活生生的、现实的”世界而存在的他者。无论是在或隐含或明确的讨论语境中，中国都通常会被描绘成一个可以被孤立理解的事物 — — 一股可能影响事物“正常”运转的外部力量。对于从外部审视中国的人和从内部体验中国的人来说，这一点同样适用，因为被“他者化 (Othered)”的中国形象，在中国官方和非官方的论述中也很常见。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 — — 乃至广大的“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 — — 关于中国与生俱来具有孤立与差异的性质、以及能够作为外部变革力量的潜在假设，都贯穿了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光谱 。它甚至相当程度上框定了人们关于中国的积极、消极抑或种种复杂而矛盾的讨论的框架，尤其是在名为中国的这一实体，其国际存在日益增长，并与全球社会经济体系和地缘政治结构日甚一日卷入、深且广泛交织的背景下。暂且撇开同样重要的那些在中国国内观察和诞生的“中国特殊论”不谈，本单元聚焦于当前一些国际性关键议题：劳工权利、数字监控、“新疆的大规模拘禁” 、中国资本主义的海外投资、“中国对学术自由的侵蚀” 。由这些议题所引发的激烈国际争论出发，通过对这五个议题的考察，我们力求重塑关于中国作为外部“他者 (Other)”的潜在核心假设 — — 这一假设支撑了诸多对当代中国的分析 — — 并提供一条方法论路径 (methodological roadmap)，用于将中国理解为并非一个孤立的单元，而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contemporary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的一个内在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三种框架

那么，如今在国际政治、媒体和大众的论述与辩论中，中国是如何被他者化 、外部化的呢？对于此，目前其实盛行着整整三种互相竞争的解释框架，它们被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阵营所采用，分析看似迥异 — — 但关键在于，它们都植根于将中国视为一个独立“他者”的核心假设。第一种框架通常被称为“中国特殊论”（exceptionalism），但我们宁愿称之为“中国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以便将注意力转向这些论述常常如何强调“中国”和“中国人”的某些内在的“本质”（essential）特征。在西方辩论语境中，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来指代那些否定在中国的动态（dynamics）与其他（任一）地方的动态之间寻找任何相似之处的观点。这种论证方式倾向于强调：在特定语境下长期存在的一系列属性为其固有的定义性元素，这种推理思路令人想起一个世纪前在中西方激烈展开的关于中国“国民性” (national character)的辩论，而且至今依然阴魂不散般地流行着 。 只需想想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90 年声名狼藉的“论著”《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 这本书是对中国及其人民进行尖锐种族主义谴责的著作，不止在百年前曾受到鲁迅等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推崇，如今甚至也仍在被当做现实参照价值的书籍阅读（甚至在中国大陆，这本书的不同版本在能够进行书影音评分的社交媒体平台“豆瓣”上都获得了令人惊讶的高分），这种讨论的阴魂不散程度就可见一斑了。不过，虽然过去类似的讨论围绕种族议题展开，但今天的本质主义主要围绕着这样的观点展开：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的中国不该也无法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tic）国家相比较，因为它们代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s） — — 而任何认为可能存在共同点或重叠之处的说法，都立刻遭到猛烈抨击，被斥为“比烂主义”（what-about-ism）和“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首先会导致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种看法。对这种人来说，“自由民主”政体与威权主义政权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联动”（linkages）、“互渗”（seepages）或“相似处”（parallels）。必须竭尽一切可能孤立地分析中国，而且任何分析都必须将中国共产党的“独裁”认定为唯一能够支撑所有问题的永恒根本因素，而且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在遇到任何尝试暗示情况要远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复杂的意见时，往往表现为自以为是到极点的愤怒。如果外部主体以同谋者的身份参与和介入，例如：他国政府、跨国公司或境外学术机构，它们的参与也必须被视为是由于它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机制影响下发生了腐败（corruption），而非更广泛的系统性问题的体现。因此，举例来说，当得知美国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等等反伊斯兰的白人右翼）表达了对“新疆再教育营”的支持时，西方主流舆论一片哗然，仿佛这完全无法想象(Thomas, 2020)。在这种本质主义话语最极端的表达中，他们会尝试影射：那些试图在中国与其他地方之间找出共通性的人是当代中国国家当局的侧翼辩护者，无意识地重复威权话术的“有用傻瓜”，或者为北京独裁政权服务、积极破坏民主的“代理人”。

第二种方法基于一个古老的理念，即“改变”中国。其核心假设是，中国被“我们”接触的越多，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及其机构之中的程度越深，就会越多的被“同化”，从而加速其向“自由市场-自由民主制”进行不可避免的转型。这是一种经常被称为“Maieutic”（“助产术”）方法，因为它类似于苏格底的理念，通过“对话”来挑战既有观念，引导被对话者“完善”其观点和实践。因此，这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视角）将中国视为需要改革和融入的外在“他者”的道德主义观点。

这种框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00年代 — — 即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黄金时代、被自信的“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之言铭刻的时代 — — 曾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习近平执政时期（2013年至今）中国国内外政策的发展变化，给它带来了巨大打击。例如，对中国人权律师和与“国际公民社会”相关的活动人士的空前打压；在新疆对维吾尔等族的大规模拘押；对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人们所谓“战狼外交”的兴起；以及中国当局肆意以各种虚假指控拘捕外国公民并利用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充当棋子 — — 所有这些都已削弱了那种认为“接触策略（engagement）将引导中国走向一个更加自由民主的未来”的主张。

随着中国和平转型成为某种能够被视为“正常”（’normal’）国际社会成员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低，一些先前持有“助产术”方法（maieutic approach）观点的人已开始感到幻灭，并正因此反而开始采纳更变本加厉本质主义的观点。这种转变通常表现为：人们越来越担忧中国是如何“侵蚀”国际机构和规范的，并且将部分责任归咎于那些被视为同谋的单独行为体（某个企业、大学、机构、个人）。在这些情况下，助产术（苏格底式辩证法）中固有的道德说教被重新构建和转向 — — 中国从原本愿意学习而受到影响的角色转变为腐蚀性影响的来源。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的固有“他者化”认知依然原封不动的存在。

第三种框架 — — 我们可以称之为“比烂主义”（whataboutism） — — 指的是将对某国（不仅仅是中国）的任何批评斥为虚伪的做法。一个例子出现在2020年，当时美国各大城市因为佛洛依德案爆发了谴责警察暴力和反对种族主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美国谴责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干涉、谴责香港政府自身的警察暴力的同时，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指出美国政府虚伪的声音：美国政客有什么资格在本国都无法控制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对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局势指手画脚？同样，当他们不断指摘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再教育”时，又怎能无视自身诸如美国监狱系统惨状、南部边境的大规模拘押，乃至“全球反恐战争”这一灾难等种种道德破产？反过来说，与中国国家机器有关系（哪怕是松散关系）的人，面对美国的抗议活动或拘押中心移民的困境时，考虑到中国政府自身存在的社会压制行为，又是怎么敢发表评论的？这些“互相比烂”的论点实际上是将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框定为了本质上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两件事 — — 就像等式的两边，最终互相抵消。

“比烂主义”（whataboutism）在当前的种种辩论中是如此的常见，以至于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Teng Biao，2020）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中美之间的不断比较如今已变成了一种“病毒”。滕彪有力地指出，这些毫无意义的等同比较正在毒害公众辩论本身，他强调了两种值得质疑的比较类型：第一种是比较一些仅停留在表面层次的浅薄相似之处，第二种则是严格意义上的“whataboutism”（正是他在华语中称之为的“比烂主义”）。正如滕彪所说：“你说中国的腐败严重，他们就说美国也一样；你说中国在文化上消灭维吾尔人和藏人，他们就说美国也屠杀过印第安人、奴役过黑人；你说中国进行跨境绑架，他们就说美国入侵过伊拉克。”

尽管对中国和美国提出的这些批评大可以同时都成立， 而且实际上，两者的批评确实就全都是真的。但显然一个问题并不能用来为另一个问题开脱 — — 滕彪对于当前关于中国的辩论所做出的悲观评估是正确的：公众辩论深陷于肤浅的比较、虚假的等同、以及比烂主义（whataboutism）的论证中。这至少带来两个严重问题。首先，比烂主义助长了政治冷感：如果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只配被视为虚伪，那么批判性分析还有什么意义？要完美到什么程度，一个人才能算有资格批评？其次，它遮蔽了人们的视野，让人看不到相当明显的相似性和相互联系程度，把水搅浑，使我们难以识别那些超越国界、内在于当前“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全球经济组织中的真正共同点。无论比爛主義盛行因為什麼，因為人們無可奈何的狹隘思維，還是有意的誤導，結果都是一樣的：比爛式的論辯滋生目光短淺的被動態度，讓大家的注意力不斷停留在細節上，而不是更宏觀的全局。這不僅讓有意義的討論變得困難，還削弱了我們採取有效政治行動的能力。

以“全球主义中国”作为方法

虽然上面概述的三种框架显然都是理想化的模型，在现实中各种话语之间的界限很少像文中这样清晰，但它们通常与截然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对应，这些意识形态会对中国得出不同的分析结论。本质主义框架常见于右翼人士中，他们将中国视为对全球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生存性威胁（既是共产主义的，也是独裁主义的），认为必须通过强制手段将其控制并整合进“现有秩序”中。“转移话题”式的比烂，在西方则主要属于西方左翼中目下不断增长的一个群体，他们对声称“自由民主”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日益窘迫的社会现状感到幻灭，因此开始拥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浪漫化想象，把今时今日的中国依旧看作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依旧在官方层面具有着挑战全球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剥削的潜能的国家。助产术式的框架则常见于自由派中，这些人将中国视为一种 从根本上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的专制力量，且与西方无法相比 — — 需要通过进一步接触和引导，把它更全面地纳入制度化的国际秩序（包括“真正自由市场”的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治理机构）中，以便让它成为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

无论政治立场如何，这些观点都共享一个核心假设：即将中国视为一个被外部化、独立、并自成一体的“他者”。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这一前提的作用与其说有什么洞见，不如说是在彻头彻尾的蒙蔽公众，最终导致对中国和世界都认知扭曲。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框架中都包含一些真实的要素，这正是它们对众多支持者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可否认，中国，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拥有其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独特之处。因此，要理解中国的动态变化，需要一定程度的具体分析（particularism）；任何未经历史化和情境化的分析，都不可避免地肤浅且具有误导性。然而，与此同时，中国显然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既影响着更广泛的动态，自身也每时每刻受其影响。正是由于这种紧密的融入，围绕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这一问题始终存在着合理的讨论空间，一个良好的介入姿态不止有助于中国国内的某些不良现象的终结，更有助于中国所恰恰一同参与的“全球化弊害”情况得以改善。

或者说，问题在于，如果被推向极端和孤立（而它们往往确实如此），就会导致我们当下所面临的关于中国的讨论陷入一种有毒的状态：充斥着无休止的喊叫、完全缺乏有效沟通，以及普遍性的对“甚至无法就辩论的基本前提达成共识”这一点而产生的绝望。事实上，当我们最初尝试提出观点时，收到的批评之一就是：如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辩论”；要么你选择反抗中国的党国体制，要么你就是其暴行的同谋（而在左派针锋相对的“转移话题”式话语中，这一断言则被反向应用于指责我们为美国张目）。换言之，当下的辩论越来越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态度主导：人们越来越急于要求知道，你究竟是站在哪一边？是我们这一边，还是站在对立那一边？ 而这种局面显然与展开批判性探究进而达成深入理解之间是格格不入的。

在本纲领中，我们试图克服这些框架的局限性，主张中国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亦非置身于“世界”之外。我们呼应沟口雄三先生（《方法としての中国》［1989］2016）的号召，“把中国作为方法”，超越那种将中国扁平化为一个完全刻板印象的、从而仅用来映照分析者自身抱负与不安的分析方式 — — 这种现象被他称为“无中国的中国解读”。正如他所言：“一个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将是一个把中国视作构成性要素的世界”（《方法としての中国》p. 516）。甚至，我们希望在此更进一步：不仅仅是承认中国本身就在作为世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更要强调必须将中国视为与全球历史、过程、现象和趋势始终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整体。换句话说，中国不应被视为一个可以孤立（isolation）理解的单独个体（discrete unit）。我们主张，要理解中国与全球之间的相互纠缠，需要一种根本上的关系性视角（relational perspective），这种视角要摆脱将社会世界看作由静态且各自独立的“事物”构成的观念，转而在动态的、持续的、过程性的范畴中真正的理解“社会实际”（Emirbayer, 1997, p. 281）。

因此，本专题试图构建一个框架，以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诸多表现如何起源于在物质和话语层面（同整个世界）的相似性与关联性，如何体现了延续性与演变性，如何是中国自身发展态势与充满活力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遗产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结果。只有将中国重新概念化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开始理解种种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所推进的进程对全球人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并更准确地描绘出“中国崛起”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追随已故的阿里夫·德里克（2017, p. 1）的脚步。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中提出了两个前提，为当今有关中国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其一，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事实，这就要求对其进行批判时，也必须关注其所属的整个世界体系的结构；其二，鉴于全球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相互交织，批判必须考虑到外部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成败之间的共谋。在近年来，人们就中国社会经济体系是否按照资本主义规则运行这个问题，依旧居然还能存在大量争议，但本专题并非要参与此争论，不会去讨论到底该不该将中国确切地定义为资本主义国家这种问题，而是要表明，无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怎样的，当今中国都显然并非现有全球体系的外部“替代选项”，而是这个如今按照资本主义动力学运行的全球体系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无法识别并梳理这些关键的关联和联系，我们的分析就会无法阐明问题的实质，我们对于当代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所共同表现出的种种暴力形态的批判与抗争，也将因此丧失力量。

因此，我们提出用“全球主义中国”（Global China）作为一种替代性分析框架和方法论路径，用以讨论当下的中国 — — 也就是说，采纳一系列框架，将与中国社会及其内外政策相关的问题，置于更广泛的总趋势下、置于我们所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内在动态的背景下加以解读。尽管“全球化中的中国”（global China）的概念并不新鲜 — — 人们完全可以主张，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全球性的”，即便在毛泽东时代，当中国被认为越来越封闭于世界之外时，基于中国革命宏大的环球影响力，这一点依然显著成立。但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全球主义中国”（ Global China），指的是一种更宏观的用以思考中国本身、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中国的国际互动关系的理论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借鉴了李静君（Ching Kwan Lee）关于中国在赞比亚投资的民族志研究。李静君在研究中主张：必须“将中国研究的经验边界扩展到中国领土之外”（Lee, 2017，第xiv页）。可以说，李静君比任何人都更严谨地为“全球主义中国”这一概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推动了该术语的普及。用她的话说：

中国在世界总体发展的诸多不同领域都有着巨大的身影，这对中国研究领域提出了相当的挑战，要求它必须抛弃方法论上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以跟上中国向环球性势力（global force）转型的步伐。全球主义中国（Global China）正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对外直接投资、劳务输出、旨在建设跨区域基础设施的多边金融机构、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本身的全球化、中国全球媒体网络的建设、以及高等教育领域中广泛的全球合资项目——这些甚至仅仅只是一小部分。并且，由于这些对外发展的诸多举措往往源自国内的压力与利益诉求，这些外部互动的后果也就必然会像回旋镖一样反作用于国内自身，无论是在政权稳定、民间社会成长，还是国家经济重组等方面都是如此。研究全球主义中国，意味着要跳出中国的范畴重新想象中国，将“中国式”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置于具体情境之中，进行联系和比较。(Lee, 2017, p. xiv)

在这里，李静君提醒我们：既要重新调整视角，关注中国的全球性，也要审视中国全球化对中国国内发展的核心影响，从而连接起长期以来被视为分离的两个领域。我们提出的一点小小的建议是：扩展这一视角，有意识、主动地将中国置于全球背景中，强调那些常被解读为“特有的中国问题”的议题，其实早就超越了中国国界，是全球复杂动态与相互联结的产物，并因此恰恰需要一种能同时揭示“世界之中的中国”与“中国之中的世界”的有效视角。因此，我们追随那些曾讨论“作为一种想象实体的‘中国’”的共同建构问题的前辈学者们的脚步（例如参见 Lee, 2018），探索一条能够超越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中典型的对“地方性”（local）狭隘强调的可能路径（如，参见 Nyíri and Breidenbach, 2013 中的论文），或，至少有效的指出中国与全球经济之间复杂的纠缠与相互依赖关系（Weber, 2020 and 2021）。我们认为，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问题，不应与全球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割裂开来解读。特别是，在我们看来，仅仅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承认中国的国内发展现在已具有重要的全球回响是不够的 — — 相反，中国的国内问题应被视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到根本无法分割的实相本身，并在这一视角下进行解读。换句话说，只有理解中国，才能理解全球资本主义；而只有理解全球资本主义，才能理解中国 — — 这一事实需要我们在概念和方法论上进行重大调整。

本书的结构

本书旨在通过揭示中国及其人民是如何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紧密交织的来实现对中国研究的再定向，并且为其提供一份基本的路线图。如前所述，这通过考察当下关于中国的讨论中经常出现的五个关键议题的纠缠关系得以展开：劳工权利、数字监控、反恐治理、海外投资、以及学术自由。

在第一部分，我们考察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将自己定位为新的“世界工厂”以来的中国劳工体制，我们试图挑战两种相互竞争的叙述：一种认为中国劳工剥削引发了全球“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这种框架从来没有考虑过过去第一世界劳工的体面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在第三世界的普遍赤贫之上），另一种则将中共官方的亲劳工言辞不加分别的照单全收。我们主张，中国劳工形态的构建既深度塑造、又被全球资本主义的深入参与所塑造。二者代表着共通的资本主义现实。第二部分，我们通过新兴的社会信用体系的视角审视中国的监控技术，主张社会信用体系并不是独特的“中国式数字反乌托邦”，而是植根于全球快速扩张的算法治理与“监控资本主义”在21世纪全球化下的快速扩展，、并助推着这种资本主义趋势进一步加剧。第三部分，我们探讨新疆的“教育营体系”，梳理其与美国（及以色列等国）主导的所谓“反恐战争”的话语与物质联系，以及跨国公司和全球性教育机构在助推这些令人忧虑的发展中的作用。第四部分，我们聚焦一带一路与海外投资，考察中国的倡议如何常常建立在西方行动者此前提出的项目、理念和运作方式之上，以及这些新兴的全球性中国机构如何可以被视为对全球化的西方起源的模仿与“基于此调整”的尝试。最后，在第五部分，我们关注学术界，这已成为有关中国在海外影响力争论的一个战场，梳理大学的新自由主义化如何恰恰与人们所谓的“外部行动者（包括中国的）威胁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高度共谋。

我们相信，当讨论当代中国时，目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任务是：找出那些支撑话语与物质层面动态的、有意义的共通之处与相互联系之处。如今只有这仍是我们能找到某种行动力量的希望所在。虽然本书所讨论的情境呈现了中国与世界多种多样的纠缠（entanglements），这些纠缠在当前关于中国自身全球化的辩论中常被遮蔽，但这些例子显然也更不只关涉中国自身，是一个情况极其严峻的世界总图景的一部分：全球范围内，我们正在见证一些令人忧虑的趋势 — — 普遍的威权主义转向、压迫性技术的发展，以及大规模拘禁机制的进一步常态化。尽管将所有这些归咎于中国非常容易，而且也不可否认中国的多种行动者确实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些趋势并不主要来自中国。相反，中国只是相互交织的全球性现象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表现 和其中一个具体案例— — 而这些现象，又反过来受到更广泛力量的塑造。因此，我们需要超越本质主义（essentialist）、“比烂主义”（whataboutist）、和高高在上的助产式（maieutic）思考路径，忠实揭示中国在全球化中的作用，同时也要强调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地方事件之间的联结方式。

本节参考文献：

Dirlik, A. (2017). Complicitie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Global Capitalism. Chicago, IL: Prickly Paradigm Press.

Emirbayer, M.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 pp. 281–317.

Lee, C. K. (2017).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和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e, G. B. (2018). China Imagined: From European Fantasy to Spectacular Power. London: Hurst Publishers.

Mizoguchi, Y. (translated by V. Murthy). ([1989]2016). China as Method. Inter Asia Cultural Studies, 17(4), pp. 513–18.

Nyíri, P. and Breidenbach,J.,eds. (2013). ChinaInside Out:ChineseNa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Teng, B. 滕彪. (2020). 中美比较如何成为一种病毒 [How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Became a Virus]。 纽约时报中文网 [The New York Times Chinese Website], 28 May. https://cn.nytimes.com/ opinion/20200528/coronavirus-china-us-pandemic.

Thomas, P. (2020). Trump Backed Xi over Concentration Camps for Uighur Muslims, Ex-aide Bolton Claims. Independent,17 June. www.independent.co .uk/news/world/americas/us-politics/trump-uighur-muslims-concentration camps-xi-china-john-bolton-book-a9571921.html.

Weber, I. M. (2020). Could the US and Chinese Economies Really ‘Decouple’? The Guardian, 11 September. 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0/sep/11/us-china-global-economy-donald-trump.

Weber, I. M. (2021). How China Escaped Shock Therapy: The Market Reform Debate. Abingdon, UK: Routledge.